但同时，在这个过程之中，由于‘三大改造’，消灭资产阶级等原因，实行全面国有化，并将个体户给消灭了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城市里的发展。

    1954年开始，国家第一次号召知识分子‘上山下乡’，不过这场运动，主要针对的是在校学生，国家号召一部分知识分子到乡下去支援农村教育，同时还要求学生们在农忙时从城市到乡村去参加劳动。

    但是由于户藉制度还没有全面实行，因此一部分知识分子到了农村没待多久就又回到城市了，真正扎根农村的知识分子并不多。

    作为同安示范县制度的设计者，方叶对于这些历史了然如胸，他更知道工业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承的，工业的发展使得城市规模扩大，而对市场经济的过度控制又使得消费市场被严重抑制，这其实就造成了一个矛盾。

    工业的产出需要人来消耗，扩大了城市人口后，消费的人群有了，但由于实行严格的分配制度，市场被抑制，经济活跃度低，消费人群又不足，造成了工业品卖不出去，反向又造成城市人口的失业。

    发展起来的工业基础,也在这种矛盾之下，无法进一步发展壮大,城市里的青年包括知识青年，无法全部就业，最后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，便是‘知识青年下乡’，又将大量城市‘过剩人口’丢到了农村，进一步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。

    以自行车为例，1954年全国自产的自行车虽然只有十万余辆，但相比1949年的1.5万余辆，已经翻了数倍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，但由于计划与分配体制的原因，这些自行车并不能随意买卖。

    产能不足确实是一个原因，而计划生产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国家需要将资源集中在一些领域，这使得其它方面的产能受到了限制，这种限制又使得工厂的投入不足，无法带动更多的人就业,催生更大的消费市场，当然如今的体制也不需要消费市场，因为实行的是分配体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