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相反的,在教条式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当中，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些,那些国有资产表面上属于全体国民,工厂属于工人阶级,但实际上利润的大多数都被上缴了，而后以‘奉献’的名义，要求工人继续加强劳动，也即工作时要他们拼命干，但分配的问题却从来不提。”

    “这个问题到了我国也是一样,天天号召工人拼命干，但是20级以下的工人，只能分到窝棚居住，即便如此,面积还小，这造成了后来城市里大量的棚户区，这些棚户区后来拆迁，原本是可以二次分配的，但是国家又不愿意了，耍流氓，只按原面积分，剩下的还要掏钱买。”

    “几十年来对工人无尽压榨,哪里有钱买房子嘛?房子一拆住的地方都没了，于是许多老工人不愿拆迁,于是国家将拆迁工人给了地痞流氓,采用暴力拆迁,其实这个事情不是不能解决，国家不要给那些当年为国家工业建设付出一生的工人，多分些房子问题就解决了，但是无论国家还是地方政府都不愿意。”

    “总结起来，就是做事时闲人少，吃饭时闲人多，发工资时，罢不得工人只领一半，还要跪地谢恩,而这种体制是如何产生的呢?其实就是过去不合理的‘公有制分配制度’的弊端。”

    总理思索着问道:“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?是按你在同安县搞的那套方式吗?”方叶说道:“这或许不是一个最佳的方式，但却是相对合理的方式。分配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,如果对工人阶级无限高分配,那么就是对其它阶级的剥削，所以这里就需要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,而那边现下国家也是这样做的。”

    总理想了想说道:“充分考虑到工人的收入与实际支出,通过国家提高工人工资的方式,让他们有了一定的财富基础,而后通过一定的政策补助，再加上市场机制，这这些多分配的钱，再重新收回来一部分，加入第三次分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