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还得看三博研究所那边的安排。
张安云很高兴,临走时他对老院长说:“李院长,你们医院这个李医生,要留好。”
老院长送他到门口。
“他会留下的。”老院长说。
张安云点点头,上了车。
晚上,李民在重症病房守了周福生几个患者一夜。
窗外的官渡镇睡得很沉。没有城市的霓虹,没有夜航的航班,只有零星几盏窗户还亮着暖黄的灯,像散落在群山褶皱里的萤火。远处的盘山公路隐没在夜色中,偶尔有一辆晚归的农用车驶过,车灯像两粒缓慢移动的星子。
监护仪上的曲线平稳地起伏。周福生的血压稳定在110/70,血氧饱和度98%。他还没有醒,但脸色已经从青灰转为正常的苍白,嘴唇也有了些血色。
李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,腿有点僵,腰也有点酸。他没有在意。他只是看着那条绿色的曲线,看着窗外逐渐泛白的天空。
凌晨五点,老院长推门进来。
他没有说话,只是拖过另一把椅子,在李民身边坐下。两个人都看着监护仪,像两尊静默的雕塑。
很久之后,老院长开口了。
“我年轻的时候,”他说,“刚分到官渡来,那年二十六岁。卫生院只有三间平房,一个听诊器,一个血压计,连手术台都没有,做清创缝合就在诊室里,病人疼得嗷嗷叫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有一年秋天,也是农用车翻车,送来三个重伤员。其中一个脾破裂,腹腔里全是血。我们没有血库,没有手术条件,我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我面前。他才二十四岁,老婆刚怀孕。”
李民没有说话。
“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封请调报告,想去县医院,哪怕从住院医做起。”老院长的声音很轻,“第二天早上,我又把那封信撕了。”
他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。
“那时候我就想,总要有人留在这里。我不留,谁留?我不做,谁做?”
他转过头,看着李民。
“现在是你了。”
李民没有回答。他只是看着监护仪上那条平稳的绿色曲线。
窗外,第一缕晨光照进病房。初春的山野在淡金色的光晕中渐渐苏醒,远处有早起的村民推开院门,传来几声犬吠,几声鸡鸣。
早上七点,周福生醒了。
他睁开眼睛,茫然地看着头顶陌生的天花板,看着床边滴滴作响的仪器,看着守在床边的李民。他的嘴唇翕动着,想说什么,却只发出微弱的气声。
李民俯下身。
“手术很成功,”他说,“你好好养伤,过几天就能转普通病房了。”
周福生的眼眶忽然湿了。
他想起昨天下午那辆失控的农用车,想起方向盘重重撞在胸口那一瞬间的剧痛,想起眼前迅速模糊的天光和耳边的哭喊,他以为自己死定了。
他没想到自己还能醒来,更没想到醒来第一眼看见的是李民。
他还不知道这间崭新的手术室是谁捐的,不知道那台救了他命的自体血回输机从哪里来,不知道李民为了能在这张手术台上救他花了多少年。他只知道,是官渡医院救了他,是李医生救了他。
他的眼泪顺着眼角流进鬓边的白发里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李民直起身,对旁边的护士说:“家属可以进来了,探视时间别太长,病人需要休息。”
他走出监护病房,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。
清晨的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,把走廊的地砖映成淡金色。不远处,门诊大厅已经开始有病人陆续到来,挂号窗口前排起小队,导诊台的小姑娘正在回答一位老太太的询问。张医生端着搪瓷杯从办公室出来,看见他,点了点
头。王护士长推着治疗车匆匆走过,车轮在地面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
一切如常。
一切又都不一样。
李民回到办公室,坐下,翻开当天的门诊预约单。第一个病人是青石村的周桂英,那位吃了八年他开的药的老太太,要来复诊。他拿起笔,在病历本上写下日期。
窗外,官渡镇的炊烟袅袅升起,混入春日山间若有若无的薄雾。远处的盘山公路上,一辆农用车正突突地爬坡,车厢里装着新买的化肥和种子。
李民低下头,继续写病历。
他的手依然很稳。
三天后,周福生转入普通病房。
一周后,他能扶着床沿下地走几步了。
半个月后,岔路村派了十几个村民代表,抬着一面锦旗敲锣打鼓地走进官渡医院。锦旗是大红的绸缎底,金黄色的流苏,上面绣着四个大字:仁心妙手。落款是“岔路村全体村民”。
周大平亲自把锦旗送到李民手里,握着他的手,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李民站在门诊大厅中央,被几十双感激的目光包围着。他有些不太习惯这样的场面,耳朵微微泛红,手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但他还是接过了那面锦旗。
阳光从玻璃幕墙倾泻而入,照在锦旗的红绒上,照在那四个金灿灿的大字上。
老院长站在人群后面,拄着拐杖,仰头看着那面锦旗。
他没有说话。
但他的腰板,从那天起,挺得更直了。
那天傍晚,李民将自己处理的案例发给杨平,希望得到杨平的指点,很快他收到一条微信。
是杨平发来的。
“处理得很好很及时。”
李民又提起县医院张安云想去三博医院进修的事情,杨平回复:“以后你们官渡医院可以招收进修医生,你可以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他们。’
李民明白了,他以后也要像杨教授一样,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,帮助更多的人。<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