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丈田亩、推行商税、重用实务官员、虚置君权.......
这一系列举措,使得一股强大的暗流在帝国境内涌动。
而这股暗流的核心,便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,标榜“清议”、“气节”,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象征的东林党。
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首辅和君主立宪制,便利用其盘根错节的门生故吏关系,以及在士林中的清望,不断制造舆论。
在邸报的夹缝中,会出现含沙射影的文章,抨击“权相擅国,有违祖制”,哀叹“君父不纲,礼乐崩坏”。
在科举取士的环节,他们极力排斥那些精通格物、算学等“新学”的考生,推崇只知经义、诗文的“正途”。
在地方政务上,他们往往阳奉阴违,对清丈田亩、推行新式学堂等政策拖延掣肘,暗中保护地方豪强的利益。
他们更将希望寄托于深宫之内,不断通过各种渠道,向逐渐长大的泰昌帝灌输“亲贤臣、远小人”、“收回权柄、重振朝纲”的理念,这也是当初泰昌帝敢尝试反抗苏宁的原因。
英国公张维贤等残余的勋贵势力,亦暗中与东林党人眉来眼去,形成了一个反对苏宁的松散联盟。
他们等待着,等待着一个能将苏宁一举扳倒的机会。
苏宁对于东林党的动作,早已洞若观火。
他掌控的锦衣卫和新成立的内务安全署,如同无形的蛛网,渗透在朝野上下。
东林党人每一次秘密集会,每一封私下传递的信件,大多都在他的监控之下。
他隐忍不发,并非忌惮,而是在等待一个能将他们连根拔起的契机。
天启元年十二月。
这一年,江南漕粮改海运输过程中,因风暴损失了一批粮秣。
这本是天灾,但东林党人认为抓住了苏宁新政的“把柄”。
在几位核心人物的策划下,一份措辞激烈,署名“江南忠义士子”的万言书悄然流传,不仅抨击漕运改海“劳民伤财”、“有违天和”,更直指苏宁“欺君罔上,盘踞朝堂,异志已彰”,甚至隐晦地提及万历、泰昌两帝“死因蹊
跷”,呼吁“天下忠义之士共讨之”!
这份万言书,越过了苏宁所能容忍的底线。
“时候到了。”首辅府邸内,苏宁放下手中的万言书抄本,语气平静,却带着凛冽的寒意。
一夜之间,锦衣卫和内务安全署的精锐倾巢而出,按照早已拟好的名单,在应天府、顺天府、苏州、无锡等地同时动手。
东林党的核心领袖、积极参与上书和传播的骨干分子,几乎被一网打尽。
他们被冠以“结党营私、诽谤朝政、图谋不轨”等罪名,迅速投入诏狱。
审讯过程雷厉风行,不到半月,数十名东林党核心成员被公开处决(斩首或绞刑),家产抄没,家人流放至新大陆或南洋。
其状之惨,令朝野震怖。
苏宁以天启帝名义颁布《禁党谕》,明确宣布:“东林非社稷之福,实为乱政之源。自即日起,东林为禁觉,其学说为邪说,凡私相传习、聚众讲论者,以谋逆论处!”
诏令下达,无锡的东林书院被直接废黜,院舍拆毁,碑刻砸碎,田产充公。
所有与东林书院相关的讲学活动被严格禁止,民间私立的书院、文社也遭到大规模清查和整顿。
这一场“东林案”,如同雷霆风暴,瞬间将盘踞士林数十年的东林党及其同情势力摧毁殆尽。
英国公张维贤等人吓得魂飞魄散,彻底偃旗息鼓,再不敢有任何异动。
朝堂之上,再也听不到任何公开的异议。
然而,苏宁深知,杀戮和禁令只能震慑一时,无法根除反对思想滋生的土壤。
要彻底改造这个帝国,必须从根源上??教育入手。
就在处理完东林党后不久,一套更为彻底、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方案,由内阁正式推出。
一、确立三级公办学制:
小学(蒙学):在各州县普遍设立“官立小学”,推行强制义务教育。
年满七岁幼童,无论男女,均需入学。
课程以识字、算术、基础格物、地理常识及《大明律启蒙》、《公民训导》为主,旨在培养具备基本文化素养和国家认同的国民。
中学:在府一级设立“官立中学”,招收小学优秀毕业生。
课程加深,增加更深入的算学、格物、化学、中外历史、地理,并开始引入外语(如拉丁文、葡萄牙文)。
中学毕业者可担任基层吏员或进入专门技术学校。
大学:在南北两京及少数中心城市(如广州、武汉)设立“国立大学”。
分为文、理、工、法、商、医等学院,进行专业分科教育,培养高级人才。
入学需通过严格考试。
二、垄断教育权力:
严禁私人办学:敕令“禁绝一切民间私设垫学、书院”,以防“异端邪说”蛊惑人心。
所有教育机构必须由官方兴办,教师必须通过国家资格认证,教材由内阁学部统一编纂、审核、发放。
此举彻底剥夺了传统士绅通过私学传播思想、培养门徒的渠道。
三、建立精英培养体系:
大明政治学院:于京城和南京设立,直属于内阁。
这是未来官僚体系的摇篮,专门培养高级政务官。
学员从优秀大学毕业生及有潜力的年轻官员中选拔,学习内容涵盖法律、经济、行政管理、外交策论等。
首辅苏宁亲自担任名誉院长,并时常前往授课。
从这里走出的,将是完全忠于新体制,具备现代行政能力的职业官僚。
大明皇家军事学院:于天津设立,直属于枢密院。
整合原有各类武学,建立统一的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。
学员为基层军官和优秀中学毕业生,学习近代军事理论、战术指挥、兵器操作、后勤管理、地图测绘等。
苏宁同样兼任名誉院长,确保军队思想的绝对统一和对首辅的绝对忠诚。
这场伴随着血腥镇压的教育改革,其影响远比处决几个东林党人更为深远。
曾经书声琅琅的私人书院和家学塾馆逐渐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遍布城乡的,规制统一的官立学堂。
孩子们朗读的不再仅仅是四书五经,更多的是《格物启蒙》、《万国舆图》和《公民守则》。
东林党人赖以生存的“清议”土壤被彻底铲除。
士大夫阶层不再能通过门生故吏关系和学术声望来干预朝政,他们的晋升途径被牢牢掌控在国家的考选体系之内